日本甲、乙、丙级战犯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作者: 浪珠木辂网 时间:2019-11-05 19:16:59 阅读量:2333

问:编辑能否介绍一下盟国判断日本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的标准?

照片:东京试验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惩罚德国和日本战犯,同盟国相继出版了《指控和惩罚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协定》、《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组织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为通过国际司法机构调查战犯的责任开创了先例。

这两次审判中确立的一些规则至今仍在使用。

盟国对欧洲和远东战犯的定义是一样的。其中,“远东战犯”分为三个级别:甲、乙、丙

犯有“危害和平罪”的人是甲级战犯。包括“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已宣布或未宣布的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参与任何上述共同计划或阴谋”,主要是日本前军事和政治领导人。

犯下“战争罪”的人是乙级战犯。它指的是“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犯罪行为”,主要指的是未能约束军事纪律的指挥官。

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人是丙类战犯。指战争前或战争期间实施的“杀戮、灭绝、奴役、暴力强迫迁移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大多数被告是暴行的真正肇事者。①

甲级战犯提交国际法院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由受害国审判。

照片:日本战犯被警车送往审判场

日本投降后,盟军逮捕了118名甲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阿拉塔古塔、平田弘一和梅津美治郎。

东京审判开始前,所有国家的检察官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甲级战犯名单。美国名单上有30人,主要关注参与珍珠港袭击的战犯。澳大利亚名单上有100人,包括裕仁天皇为首的皇室成员和许多财阀。英国提交了一份11人的名单,主要是陆海军将军。中国有32人的名单,其中16人已经被起诉。②

负责审判战犯的远东委员会在调查和收集证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各国检察官投票后,最终批准包括东条英机和图米哈拉(Kenji Tumihara)在内的28人成为第一批被起诉的罪犯。

其中,7人被绞死,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人死于狱中,1人精神失常。

这些战犯的判决详细列出了他们的战争罪行。例如,柯以远被指控在关东军任职期间参与“9·18”事件,策划伪满洲国政府。成为军事部长后,他建立了王氏傀儡政权,并对苏联发动了命名战。他曾担任中国派遣军队的参谋长和朝鲜军队的指挥官,直接参与了战争。他被定罪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并在战争的实施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③

第一起案件的审判从起诉到判刑持续了两年多。由于未经审判长期拘留囚犯,违反司法程序,国际检察局不得不分批释放甲级战犯。

1948年12月,包括前重商岸信介、前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寿枣西魏和前华北远征军总司令东达军在内的19人也被宣告无罪,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职位是短期的,他们的官方身份使他们无法被起诉为乙级和丙级”。计划中的第二和第三起案件被中止,东京审判结束。

照片:东京审判厅

在东京审判进行期间,中国在10个地方设立了军事法庭审判乙级和丙级战犯,包括南京、上海、北平、沈阳和台北。

国民政府颁布的《战犯审判条例》规定,“外国士兵或非士兵”是犯有下列罪行之一的战犯:

⑴“计划、策划、准备发动或支持侵略中华民国或其他非法战争的人”;

(2)战争期间,“直接或间接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犯下暴行的人”;

(三)“杀害、洗脑、向中国人传播毒品,意图奴役、毁灭或者毁灭中华民族的”;

(四)其他刑事犯罪。条例详细列出了38种可被判定为战犯的“暴行”,包括“处决人质”、“蓄意轰炸无保护区”、“使用毒气或传播有毒细菌”和“没收历史艺术品或其他文化珍品”。⑤

国民政府审判战犯的目的是“宽大处理”,并遵循“绝不涉嫌犯罪”的原则。它指示“如果没有严重的犯罪证据,将不进行起诉,罪犯将被释放并送回日本。”“那些没有被判战争罪的人应该尽快被送回中国。”⑥对于犯罪事实确凿的战犯来说,一切都将是地狱。

例如,广州审判了日本宪兵杀害12名国家军队情报官员的案件,并判处三人死刑,其中包括宋永平中尉。前关东军参谋长、香港总督吉谷·连洁因策划入侵东北等犯罪被判无期徒刑。大屠杀的主要参与者顾守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都被判处死刑。

照片:顾守富出庭受审

截至1947年12月,中国各地共拘留了2435名战犯,其中110人被判处死刑,包括6名将军、4名学校官员、21名初级军官、44名士兵和35名其他人。208人被判处监禁(41人无期徒刑和167人有期徒刑),其中包括2名军官、6名军官、9名初级军官、92名士兵和97名其他人。⑦大多数被定罪的战犯是宪兵。同一天囚犯回国时,中国仍留下1117名高级将领和宪兵,主要是在上海的冈部义郎将军(Yoshiro Okabe)手下,以及汉口、广州、河南等地的1000名宪兵。他们不被允许乘船。⑧

在国民政府审判的战犯中,冈村宁次的判决引起了最大的争议。

冈村的无罪释放不仅与他与国民政府在接受失去的土地和遣返日本囚犯方面的合作有关,而且还有其他法律原因。法院宣布他无罪,理由是“战争结束前八个月,冈村宁次没有担任日纳的首席指挥官。此外,他还命令他的部队在最后一场战斗后停止敌对行动。”⑨

1949年2月,国民政府允许冈村回家。反对冈村无罪释放的主审法官石美玉(Shi Meiyu)代表国民政府向外界表示,冈村被“暂时转移到日本”是为了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将来“如果发现他做出了不正当的裁决,他将被遣返中国”。后来,政权改革后,冈村去台湾与蒋家和他的儿子合作,重新审判成了一场骗局。⑩

1949年后,新政权审判了一些从苏联转移到山西的日本战犯。这些战犯的总数是1,109,969人,其中被关押在抚顺,伪满洲国战犯是从苏联转移过来的。战后被蒋介石和阎锡山扣留在太原的140名日本军官在与解放军作战时被俘。在押期间,47人死亡,1062人受审。

审判期间,新政权安排战俘进行思想改革,并允许他们访问哈尔滨、南京等地,敦促他们悔悟。战犯回来后,写下了他们的“供词”。这一声明“直接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策划和执行侵略政策,开展间谍活动,制造细菌武器,释放毒气,杀害、逮捕、奴役和毒害中国人民,强奸妇女,掠夺物质财富,摧毁城镇和村庄,驱逐和平居民,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其他罪行。“⑪

2014年夏天,中央档案馆每天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向公众公布的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取自上述“供词”。

为了进一步收集证据,新政权还组织了一个“调查日本战犯工作组”,在黑龙江和河北等12个省市调查和收集证据。然而,战争罪犯的人数太多,离战争结束时间太长,而且不容易获得证据。因此,它仍然面临着“证据主要依靠自己的证据和相互报告的材料”、“证据不完整、收集的材料不够有力”等难题。⑫

基于这一现实,也是为了向日本传达审判不是为了报复,当时的指示是“对于这1000多名战犯,我们不需要逐一审判他们...重大罪行将被起诉和审判,大多数战犯仍将被释放。”对于被起诉和审判的战犯,他们将只被判处有期徒刑,而不是死刑。“最后,其中45人被判犯有严重罪行。⑬

照片:铃木启久的“犯罪声明”

1956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了45名战犯,其中包括铃木启久(日军第117师团长)和武部六藏(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6月9日,在沈阳和太原举行了一次庭审,审判铃木琦等待的8人战争罪案件(涉及军官)、福康太郎的战争罪和间谍罪案件、城野宏的8人战争罪和反革命罪案件(涉及文职官员)以及武部六藏的28人罪行(涉及伪满洲国官员)。⑭

其中,铃木启久是唯一一个被指控在河北潘家园庄和河南小曲村犯下六起悲剧的人。在潘家台庄,超过1280人被杀,其中包括63名孕妇和19名婴儿。然而,由于城野宏是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军官,他犯的反革命罪比其他任何军官都多。⑮

整个审判持续了约50天,45名战犯从被捕之日起被判处8至20年有期徒刑。武部六藏被判20年监禁,但第二天被释放,因为他病得很重。其他战俘佐佐真之助(日军第39师团长)死于狱中,29人提前获释。到1964年,所有在中国的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出狱。未被判刑的1017名战俘得到了“宽大处理,免于起诉,并立即获释”,分三批送回日本。⑯

200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央档案馆收录了45名被定罪的战犯的稿件,以“日本战犯侵华的书面稿件”为题,以10份复印件的形式出版。2014年,中央档案馆第一次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这些自己提供的内容,“这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出版物,没有任何删节。”

照片:八名日本高级官员出庭受审,左起:佐佐真之助、上坂胜、藤田茂、铃木启久

笔记

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1月19日),载于《国际公约和惯例:国际公法卷》,周红军等人编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667和668页。

(2)赵凌燕:《远东委员会与日本战犯的惩罚》,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13年。

③张晓麟译:《远东国际军事法院的判决》,大众出版社,1986年,第581页。

(4)曹大臣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7:东京审判日本文献与报告(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4、135、151、152、156页。

(5)胡菊蓉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4:南京审判>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31页。

⑥《战犯处理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政策的会议纪要》(1946年10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抗日战争时期》,第二部分,《战史》(4),(台北)1981年,中共中央,第424-425页。引自阎海建:“宽大还是宽大: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分析。”

(7)赵凌燕:《远东委员会与日本战犯的惩罚》,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13年。

⑧武夫·伊玛目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94页。

⑨曹大臣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7:东京审判日本文献与报告(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1、152页。

⑩同上,第156页。

中央档案馆:日本侵略军的书面声明(第一卷)《出版说明》,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2页。

廖承志、李李俶、钱佳、李付闪、凌云、陈书良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请示》(1955年11月7日),文件管理编号为105-00501-02。引自高石吴泽的《周恩来与日本战犯待遇政策》,《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李付闪:“我参与日本战犯的刑事调查”,《党史博览会》,2008年第5期。

王小峰,《日本侵略战争罪犯的审判和待遇》,《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第74辑),中共历史出版社,2000年,第96-101页。

王合力等,“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江淮文学史》,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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